随着中国内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陈峰咨询香港副学士课程的学生和家长数量显著增加。这些家庭最关心的普遍问题是，高考分数在400分左右是否能够申请香港副学士，以及两年后能否成功升入香港高校的本科。部分学生因高考成绩未达本科线，或发挥失常希望进入更高层次的本科院校，因此将副学士视为一条“学历跳板”的途径。副学士源自欧美，是本科前的过渡性学历，在香港学制为两年。完成副学士课程后，若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并顺利毕业，其毕业证书与直接入读本科的学生完全相同。

陈峰本人曾在香港都会大学攻读副学士，并于今年本科毕业于该校国际贸易专业。他观察到，近年来内地学生及家长对香港副学士的关注度日渐提升，但他强调，副学士并非“低分直通名校”的捷径。学生能否进入理想的本科院校，最终取决于其在副学士阶段的学业成绩、语言能力及综合表现。新东方前途出国数据显示，2025年有8200名内地学生申请香港副学士。完成副学士到本科的整体教育成本通常超过100万元人民币。陈峰提醒咨询者，香港副学士的学习方式、节奏以及生活环境与内地高中有显著区别，它提供了一次重新竞争的机会，但也伴随着不确定性。

“学历跳板”

广东考生柳慧今年高考成绩未达本科线，不愿接受专科教育。家人曾建议她复读或直接申请海外本科，但复读存在不确定性，且她缺乏海外本科申请所需的语言成绩和课外经历，担心难以适应新环境。香港副学士申请无需提供语言成绩，学生可在高考出分前凭平时成绩获得有条件录取，出分后再换取正式录取。若高考出分后再申请，流程更为快捷，可能一周内即可获得录取。

留学机构向柳慧介绍，副学士“回报高”，高考成绩300多分也有机会申请，并有机会升入“港八大”（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八所高校，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的本科。根据机构的说法，副学士毕业后可直接衔接本科三年级，与同期入读本科的学生一同毕业。香港副学士的学费通常也仅为同校本科的一半。柳慧表示，若留在内地“专升本”，至少需要五年才能毕业，且毕业证书上可能带有专科“烙印”，影响就业。

香港副学士对内地学生而言仍非普遍选择。王海蒂自2018年赴港就读副学士后，开始在社交媒体分享相关信息。她回忆，当时关于香港副学士的公开信息非常有限。2023年硕士毕业后，她创立了一家专门从事香港副学士申请及升学规划的留学机构。她发现，近两年咨询者的关注点已从“什么是副学士”转变为“如何申请”和“如何规划升学”。

不同香港高校的副学士申请难度各异。王海蒂指出，部分学院的门槛较低，高考成绩三四百分即可；而要求较高的学院，则通常要求高考成绩达到本科线以上，且英语单科成绩在90分以上。

新东方总部亚洲英语系业务主管冯越透露，“近两年，通过新东方申请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年均增长约20%。”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数据推算，每年有数千内地学生赴港就读副学士。冯越认为，副学士的升温与香港留学整体热度上升有关，国际形势和港校排名提升促使更多内地家庭选择香港作为留学目的地。过去，申请副学士的学生多来自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近年来，山西、内蒙古等北方地区的学生也逐渐增多。此外，若学生本科毕业后留港工作，并满足连续居住七年等条件，可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深圳高中毕业生柯米，因父母通过“高才通计划”获得香港居留权，她也随之获得受养人身份。随后她转入高中国际部准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因准备时间仓促，她在DSE英语科目上遇到困难。受政策调整影响，以受养人身份在港学生如需复读一年再战DSE，须到香港高中插班。因此，柯米选择利用DSE成绩申请副学士。她表示，其国际部不少同学也因类似原因选择了副学士作为“跳板”。

升学压力下的“生意经”

张敏于去年9月进入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就读副学士，她从入学第一天起就做好了“再读两年高三”的准备。这是因为完成副学士课程后，学生必须在两年内取得优异成绩才能申请本科。对香港本地学生而言，副学士毕业后既可选择升学，也可直接就业。然而，内地学生副学士毕业后，若未能升入本科，将面临无法在香港求职且无法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的困境，冯越解释，副学士很容易成为“断头学历”。

但高中阶段的学习经验难以直接应用于副学士课程。张敏就读的创意文化及艺术实践专业，课程考核形式多样，难以通过“刷题”提分。全英文授课环境也成为她和许多同学面临的主要障碍。陈峰介绍，副学士阶段的许多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小组作业和课堂展示的评分占比较高。

相较于直接申请本科留学，副学士提供了更短的试错周期。学生在第一学年结束后便需着手准备本科申请。因此，不少留学机构推出了涵盖副学士申请、在读辅导及升本规划的“陪跑”服务。

深圳高中毕业生郑芳去年就读于香港某高校副学士课程。高考前，校长曾邀请留学机构负责人介绍“陪跑”服务，收费约10万元。郑芳的父母选择了购买此服务。她介绍，在副学士学习期间，若在论文或作业方面遇到问题，可随时向机构老师求助，甚至请对方修改作业。寒暑假期间，她还会到深圳参加机构的雅思课程。

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陈羿帆已注意到“陪跑”服务的存在。她表示，学校不鼓励学生依赖校外机构，因为校外机构对课程考核要求的了解程度可能不及任课老师。她提醒，香港高校严禁学生提交非本人完成的作业，若出现学术诚信问题，相关作业可能被判零分。

王海蒂所在的机构也提供“陪跑”服务。她认为，按照行业规范，机构应仅提供修改建议，而非代为完成作业。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机构会与学生签订升学协议，可能存在越界行为。郑芳提到，价格更高的“陪跑”服务还包含研究生申请。围绕副学士形成的产业链条长、环节多，对留学机构而言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据了解，香港本地“陪跑”机构及内地大型机构收费较高，两年费用约30万元，多以线下辅导为主；小型机构则相对便宜，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模式。

香港一家留学机构负责人透露，部分香港保险、金融机构也开始提供副学士“陪跑”课程，以此作为接触潜在高净值客户的渠道，并推动后续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合作。这类机构往往擅长包装和销售，但教学质量难以与专业教育机构相比，对学生帮助有限，且易引发纠纷。

不对称的“信息差”

去年，广东考生霍然申请到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附属学院的副学士。入学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课程并非在香港大学主校区进行，而是在一栋独立的教学楼，且距离本部尚有一段距离。

信息不对称导致相关留学机构出现乱象。王海蒂介绍，一些机构会混淆办学主体和学院身份，例如，将香港高校下属学院、专业进修学院或持续教育学院开设的副学士，在招生宣传中仅突出大学校名，误导家长以为学生进入了“港八大”。

还有机构声称副学士可冲刺“港前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但王海蒂指出，这类情况多针对香港本地学生，因本地生与非本地生的本科申请通道和名额分配不同，非本地生名额有限，内地学生升学难度远高于本地生。

冯越根据其申请经验表示，近年来，内地学生通过副学士升入“港前三”的难度持续增大。若目标为“港前五”（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副学士阶段的平均学分绩点（GPA）至少需达到3.5。即便如此，因是名校，学生可能无法直接升入大三，而需从大一、大二重新开始。他举例，有学生同时获得香港理工大学本科大一和香港浸会大学本科大三的录取，最终选择了后者。

冯越介绍，若目标为“港八大”，GPA最好在3.0以上；GPA在2.7左右，也有机会升入香港私立本科。成绩更低的学生可考虑澳大利亚、英国等地的本科，但通常需从大一或大二重读，且学费高于香港。

王海蒂认为，选择副学士需要做好预期管理，它更适合英语基础较好、高考成绩接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但又不满足于普通本科的学生。若高考成绩在300分以下且学习能力较弱，不建议轻易选择副学士。

在一些合作办学项目中，学生甚至无需前往香港即可完成副学士课程。湖北考生吴鄂原本以为自己只能读专科。2021年高考，他距本科线仅差十几分，经熟人介绍选择了湖北工业大学港澳班的“3+2”项目。该项目学生以香港伍伦贡学院副学士身份注册学籍，前三年在湖北工业大学学习，之后再申请香港本科。这类项目的学费和生活成本较低，录取门槛也更低，吴鄂班上甚至有同学高考成绩仅200多分。

入学后，吴鄂发现，除住宿条件稍好外，他与普通在校生并无差别，授课老师也来自湖北工业大学。副学士课程及考试由香港伍伦贡学院提供，但实际管理较为宽松，学生偶尔缺课，平时成绩也可能拿满分。在一门开卷考试中，吴鄂和同学甚至使用了“枪手”代写的答案。毕业时，他成绩位列班级中上游，并成功申请到香港都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三年级。

在香港都会大学，学习强度远高于副学士阶段。与吴鄂同届的“3+2”项目学生中，一位即将本科毕业的学生回忆，刚到香港的第一个学期，四门课中有两门不及格，且难以适应本科生活。他们同届约60人升入香港都会大学，按时毕业的不到20人。

吴鄂参与的项目未列入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属于“计划外办学”。学生没有国内高校学籍，本质上属于培训项目。他前两届的部分师兄师姐，因学历无法被教育部认证而与学校发生过法律纠纷。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常甜分析，此类项目有助于内地合作高校增加国际化元素，同时为香港副学士颁授院校锁定了一定生源。然而，若香港副学士的教学质量一致性和学术衔接的连贯性被削弱，其认可度也将受到影响。

持续扩容之后

随着赴港就读副学士的内地学生数量增加，该制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张敏就读副学士一年级时，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分班授课，老师偶尔会用普通话辅助教学。到二年级时，两个班级会重新合并。陈羿帆介绍，去年学院还增设了一名来自内地的辅导员。

在香港，绝大多数开设副学士的学院为自负盈亏的自资性质。2025年2月，香港教育局宣布放宽自资院校招收内地学生的限额，将逐步提升至40%。陈羿帆表示，学院的招生安排也将随之调整。此外，学院近年来也加大了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例如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共建数码商业实务课程，部分ICT课程由深信院教师在港授课，学生也会赴深圳进行体验式学习。

香港设立副学士制度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常甜介绍，2000年以前，香港仅约18%的中学毕业生能升读政府资助高校。引入副学士制度后，更多学生获得了进修机会。近年来，香港学龄人口下降，部分非政府资助院校面临招生压力，内地学生的到来填补了一部分学额空缺，并为院校提供了财务支持。

常甜指出，对内地学生而言，副学士更多是作为“学历跳板”。随着学业竞争加剧，副学士教育易受应试导向影响，通识素养和职业探索空间受到挤压。院校在资源分配和教学安排上，也更倾向于满足学生的升学需求。

常甜分析，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地学生在制度层面的不匹配。内地学历认证体系目前尚不认可副学士，是因为香港副学士属于过渡性学位，简单将其等同于内地大专，可能低估其英文教学及衔接本科课程的价值。若贸然纳入认证范围，也可能被不当利用。

常甜建议，一些完成副学士课程的学生，若回流内地，可能仅被视为高中毕业生，造成人才错配。她建议，可在大湾区率先探索衔接机制，例如将副学士与内地职业本科教育对接，建立“学分银行”，使其学分等学习成果能在继续升学或企业招聘中获得认可和转换。

今年9月，陈峰即将进入香港浸会大学攻读研究生。尽管本科申请结果并非他最满意，但香港本科背景为他申请研究生提供了优势，最终圆了他的“港八大”之梦。他认为，只要能力匹配，许多副学士毕业的内地学生不会止步于本科，而是会继续深造、工作，争取香港身份。他们高考时可能只是本科线附近水平，但经过几年努力，有机会与当年考入“双一流”本科的学生站在同一竞争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