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近期发布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该规划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紧密衔接，在关键时期明确了“十五五”期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及任务。多位专家就此规划进行了深入解读。

战略接力，蓝图清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晓强指出，《规划》的发布，与《纲要》以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他以跑步类比，认为《纲要》设定了目标与方向，《三年行动计划》是启动阶段，而《规划》则是在过程中积蓄力量，对全程成绩至关重要。其承上启下的定位要求《规划》必须打牢基础，全面发力，为后续发展赢得优势。

马晓强进一步阐释，这种战略接力在具体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立德树人”为例，《纲要》提出了“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部署了初期基础工作，《规划》则将其具体化、工程化。从“为何做”到“近期做什么”，再到“如何做”，这三份文件层层深入，环环相扣，体现了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战略思路。

中国教科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邓友超强调，当前培养的学生到2035年将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因此，当下的立德树人工作是在为未来绸缪。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维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部长朱旭东认为，《规划》围绕高质量发展规划了四个关键维度：基础教育的优化升级、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培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以及在全球教育领域的引领地位。这四个方面共同回应了民众对“上好学”的期盼。

• 基础教育优化升级：朱旭东解释说，此举旨在通过推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义务教育均衡优质以及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发展，让更多儿童获得更优质公平的基础教育，缩小不同地区、城乡及学校间的差距，实现“家门口上好学”。

• 高等教育创新能力培养：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提到，《规划》引导高校从侧重学科发展转向服务国家战略。未来五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增加10万人以上，同时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从南方科技大学到西湖大学再到福耀科技大学，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规划》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要求深度融合，并对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一个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教育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 全球教育引领地位：朱旭东认为，中国教育正从“追赶”转向“引领”。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领域，中国已处于世界前列，且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优势不断增强。未来重点在于形成可复制的中国经验。

此外，《规划》还着重强调了教师队伍建设，朱旭东将其归纳为“三重获得感”：专业上的提升（学历与培训体系完善）、职业上的保障（社会保障与尊师重教氛围）以及个人发展上的满足（身心健康与幸福感）。他认为，这三者协同作用才能真正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从“应对”到“引领”：变革中的新局

《规划》首次将规划布局单独成章，反映了人口、产业、科技三大变量带来的深层变革。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指出，基础教育各学段正呈现“排浪式达峰”现象。加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加速流动，教育资源配置面临复杂挑战，即农村学生减少与大城市学校大班额并存。邓友超认为，若沿用旧有资源配置方式，将导致资源过剩与不足并存。《规划》要求各地精准预判人口流动趋势，科学规划学校布局，这一举措恰逢其时。

在高等教育领域，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正探索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经理人制度，以促进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李立国指出，当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契合时，市场机制会驱动资本进入。中国在论文和专利数量上已与美国相当，但风险投资方面仍有差距，这正是《规划》提出“政产学研用金”六要素联动机制的深层意义所在。

中国教科院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标志着教育进入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规划》多次聚焦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认为其是战略急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也是大国竞争的前沿。因此，无论是调整学科专业还是升级教学模式，都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每一项部署都寄托着亿万家庭的期望。李立国总结道，这份规划描绘的不仅是教育自身的面貌，更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人才基础与未来希望。